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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事诉讼法官释明权的释明尺度

文章来源:未知;时间:2018-02-26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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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客观真实说是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适应的诉讼证明标准。由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先天缺陷,自然导致了客观真实说在理论上滞后于刑事诉讼证据理论的发展;加之自身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片面理解,导致其理论基础的软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客观真实说就已面临各种新理论的挑战和冲击。随着混合型诉讼模式的引进,人权观念的重塑,客观真实说逐渐在争论中为另一有力学说法律真实说所取代。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质证法律关系和质证制度作了局部的剖析,并对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以及影响其功能发挥的情形作了初步的探讨,最后本文还对我国质证制度的现状作了一些分析,希望能为我国质证制度的完善尽一点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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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释明权是法官应尽的一项义务,是诉讼当事人享有的一项权利,但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没有对法官释明权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虽然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和法官行为规范中,反复出现了“应当告知”、“释明”、“释明权”这些概念,但相互间并不系统,内涵和外延也并不明确,使得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行使释明权时作法不一,影响了法官客观、公正、公平、中立的行使好释明权这项义务。

  我国目前对释明权的规定仅存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事实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相关司法解释中,在立法层面上仍处于空白状态。笔者认为,所谓法官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陈述的意见或提供的证据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形下,法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或要求当事人对上述事项作出解释说明或补充修正的诉讼行为。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原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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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合法原则。法官行使释明权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可随意扩大释明范围,对法定释明范围外的情形予以释明所产生的何种后果,应对各方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影响程度来确定;当法官遇到应当释明的情形时应当主动释明,不能随意放弃,这既是法官的权利也是义务。

  二是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对当事人不清楚的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相互矛盾的,可以通过发问了解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以促进当事人与法官在诉讼请求的认识上达到一致;当事人对法律理解不准确或存在错误的,法官应当向其解释,确保其在清楚诉讼主张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提出正确的主张;对案件事实不清楚的,法官应向当事人询问证据,促使其补充相关证据。

  3、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很多的法院片面地理解“当庭认证”的内涵,在法庭上调查完每一证据后几乎都搞“一证一确认”“一证一采纳”,其严重违背了诉讼活动的内在规律,客观来说,也不利于辩护方辩护权的发挥。因为侦查机关在庭审时出示的多数证据对辩护方来说都是出其不意的,在辩护方对其的合法性、有效性尚未提出异议时,法官已将其确认并采纳,这对辩护方来说是显失公平的。

  三是适度行使原则。法官行使释明权应当限定在当事人主张的范围内。首先要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表现为释明后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接纳释明内容,法官根据当事人最终确定的诉讼主张进行裁判;其次法官要保持中立。法官可以通过释明促使当事人澄清或补充主张,但不得以释明的方式,直接在当事人现有主张之外提出新的主张,不得以释明之名,行代替当事人辩论之实。

  (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相互矛盾时,应予释明。当事人对诉讼主张的内心真意可能因其诉讼能力、诉讼经验的不足而被掩盖时,法官经向当事人发问,了解其内心未充分表达的诉讼主张,促使其明确、补充、更正、放弃诉讼主张或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解决相关问题,能够促进司法资源的节约、诉讼效率的提高。当当事人在庭审中叙述的事实与理由可能与其诉讼请求之间会存在矛盾时,审判法官应向当事人进行询问,促使当事人明确其请求或主张,包括排除不当的请求或主张。

  (二)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明确、不适当时,应予释明。法官行使释明权促使当事人对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矛盾的事实主张进行补正、明确、变更,实现当事人对内心所想内容的完整陈述,既是释明行为影响弱势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间接达到对等诉讼交往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八条第二款已经明确规定法官的说明与询问义务作为确认拟制自认成立的条件,旨在尊重当事人罪事实确认与否的处分,避免当事人在不清楚自认后果或不清楚事实内容的情况下误认而导致实体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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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程多方庭审方式中,公诉人、诉讼参与人等不再像之前那样需提前驱车赶往法庭,也无需法警押解被告人往返看守地点与法庭,通过远程庭审室的网络实时视频屏幕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审判人员、公诉人员和其他多方诉讼参与人,这大大缩短了庭审周期、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庭审效率,同时为刑事安全提供了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该条款规定当事人只可以约定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这些相关法院管辖,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对方所在地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因此上述约定管辖无效,不能据此约定确定管辖。

  (三)当事人对举证责任分配认识不清楚或不当的,应予释明。我国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举证指导义务适用于所有案件,缺乏针对性,故在个案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应当在当事人对举证责任的分配的认识不明确或不适当时应当释明,并允许当事人对举证对举证责任分配提出异议,促使负有举证责任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清楚、明白举证责任继而充分提供证据。例如,原告因与被告签订了购销合同而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已交付的货款,原告提交了内容为其向被告主张债权的快递凭证以证明该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答辩称原告主张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对此反驳称没有收到快递凭证但没有提出其他相反证据。从举证能力与当事人的远近判断,原告主张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已完成,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证实原告提交的快递凭证的内容不是主张履行债权的内容。此时,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不是很明确,法官应当根据案情及诚实信用原则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向被告释明其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促使其充分举出证据,避免败诉的风险。

  (四)当事人忽略或误解法律观点的,应予释明。法官以释明方式向当事人公开其与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同见解,使当事人获取参与法律适用过程进行辩论的机会,不仅能够促进法官与当事人在双向交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也使当事人能够在充分知悉法官法律观点的基础上权衡利益取舍,更加有的放矢地进行诉讼活动。例如,在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的竞合的案件中,当事人各方确定组织证据、证据责任、争议焦点均是围绕法律适用而进行,当事人选择不同的法律依据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法官将内心确认所依据的法律向当事人解释,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地作出诉讼调整,间接提升了当事人对判决适用法律的信服度。

  此外,在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质证的作用也不仅相同。根据法定证据制度理论,每一种具有一定特征的证据,其证明力在一切案件中都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可以预先用法律规定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证据的证明力,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必分析和判断本案各种证据的真实程度和它的证明力大小,唯一的职责就是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各种证据可靠性的百分比,机械地计算和评价本案的各种证据,并且据此认定案件事实。 由于法定证据制度预先规定了各类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因此,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是围绕着证据的种类展开,因为区分了证据的种类,也就辨明了各证据证明力的大小。由此,质证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伴随着辩论式诉讼取代纠问式诉讼所取代,在证据制度上也实现了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转变。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法律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据的证明力不预先加以机械的规定,而由法官、陪审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以形成确信。因此,当事人想要在诉讼中获得有利的判决,就必须在审判人员前面尽可能地对对方的证据进行批驳,动摇审判人员对其的信任。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不但为当事人对各类证据进行对质、反驳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而且对质证的技巧,尤其是交叉询问的技巧,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0月1日起,全国税务系统将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及《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采用年度评价指标得分和直接判级相结合的方式来评价纳税人的纳税信用,进一步规范纳税信用管理,提高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

  (五)原告放弃向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主张权利的,应予释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于应当追加的诉讼当事人,法官应当明确告知原告可以追加当事人及不追加的法律后果,如原告放弃的,需作出放弃追究其他当事人的书面材料,以确保当事人明了利害关系,防止遗漏诉讼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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